杨匡民先生（1920—2016）②是我国著名的传统音乐理论家、教育家。他横跨大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以“教书育人”的宗旨和敏锐的前瞻性目光、呕心沥血终生付出，终得“绿野堂开占物华”，为我国的音乐事业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当今活跃在中外乐坛的音乐学者就有蒲亨强、周耘、宫宏宇、刘红、李幼平……而我，并非他体制内“绿野堂”培养出来而占尽“物华”的学生，却是他“堂”前另加精心浇灌培育之“花”。今天堂前“小花”能与堂内之“百花”一起为音乐学坛添彩，却不见了付出太多的“园丁”，“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③，不禁泪失沾巾！籍杨匡民先生二周年祭忆写此文，以先生培育我这“编外”学生之苦心而见老一辈师恩之浩荡，弥望杨先生师德传播久远！

一、风云际会时运少，得遇杨师天地恩④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虽然在福建省文化部门邀请的武汉音乐学院杨匡民老师讲座上，两次聆听过对于当时音乐界可谓脑洞大开的“色彩区”与“三声腔”理论，但由于涉世未深，尚未理解致用。1980年春夏之交，杨先生第二次来讲学后的某一天，母亲说有位杨老师来家找我了，我赶忙到他下榻的西湖宾馆拜见。原来他听说我参加台湾少数民族歌舞乐《杵乐》的乐器制作且正在排练，准备9月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遂想深入了解个究竟。杨老师是闽南同安籍，缅甸归国华侨，乡音一对上号，自然侃侃而谈。杨老师知道了我于福建师大音专毕业后在省文化部门从事群众音乐文化工作，尤其在福建民间音乐专家刘春曙先生手下编《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福建卷》，并对高鸣先生负责搜集的台湾少数民族民歌音响情有独钟，虽专业不精却也能写能编会唱会跳会弹。他说现在国家已在开编音乐集成，国家很需要音乐编辑和音乐学理论人才，就冲着你是闽南人和这畲族姓氏，将来闽台及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需要你的参与，我要培养你！看着杨先生一副认真劲儿，我张着嘴巴说不出话！我只觉得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让我遇见了这样一个要当我老师的人！

“文革”结束后，我被分配到省文化部门搞群众艺术，经常下乡接触民间音乐、评价“审查”各种会演节目。虽也到书店买回了所有能买到的音乐书籍自学，京沪专家来闽每次讲座必听，但是学海无涯，站在书海之边还不知怎么下海，怎么结合实践游向知识的彼岸！这回天上掉下了个杨先生，我要拜他为师！杨先生回信说：“从头一次见面以及后来车边告别，你给我留下了很难忘的纯朴思想的形象。所以当你提出要‘拜我为师’之时，我感动得一夜合不拢眼睛。我想，去了一趟福建，得了一个学生，这是我教学生活中的幸福与难忘。”⑤

自此，我成了先生虽是编外却是真正的学生！几十年来，他不但找机会辅导我，引领我参加各种学术活动，给我邮寄各种音乐学资料——有昂贵的《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民族卷，有整箱的《中国传统音乐资料精选》、零散的古琴、编钟、少数民族民歌音响资料，有用复写纸写下来再用针线缝制的抄件，更有长年不断的精心面授、“函授”，敦促我报考且完成硕士、博士学位，给我最新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理念。

二、新竹出枝，全凭老干为扶持⑥

杨先生翘盼“老干出新枝”，他对我的培养可谓呕心沥血，总是“不客气地多为你考虑一些事”。

1.墨未浓时催书成⑦

杨先生认为要让学生有开阔的视野、看得到的路标，最好的方式是“参加一些会议（哪怕旁听也好），总会比我所教的强多了”。80年代我还只是刚刚入门的怯怯者，且面临着女性学者共有的很多困难，杨先生则几次敦促我参加研讨会：一次是希望我以台湾少数民族《联臂相看笑踏歌》一文报名参加1984年7月份在贵阳召开的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音乐研讨会，命令我“非去不可”；一次是借他被《中国民歌集成》总部借调到北京参加河北、山东两省卷的定稿会议并讨论江苏、湖南、上海卷之机，希望我去京，可以与云南来的六七位集成人见面谈谈并旁听多省卷审稿会议汲取编辑《福建卷》经验……然而，由于家庭拖累我均无法成行，杨先生十分失望，他说：“没想到家庭问题竟然牵制了你，使你无法出席这两个会议。……因为你是从事民族音乐工作与探讨的，有可造就的中青年工作者，在目前这样大好形势下，需要发挥作用的时候，却有什么东西把你束缚了。……雪霏，你要坚强一些！你有经济困难吗？来信告诉我，我可以帮你解决。”他甚至提出要请他贵州、福州的朋友协助我带孩子。1985年2月5日他不得不来信感叹：“如果像我们这样每人有百元收入，也不至于请不到好保姆看小孩儿，失掉好几次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像去年五、六、七、八月间有五次会议，你至少可以参加三次，这样的机会是难逢的。当我一听说连北戴河那次会议也不能参加时，我的难过是无处可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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